安全管理要实现什么化，国资报告：进一步提升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央企负责人会上提出，要切实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底线。

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统筹安全与发展”被中央企业摆在了全局性、战略性地位。面对更为复杂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和明显增多的各类风险，央企负责人们谈认识、谋方略、建机制，从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抓住要害提高风险化解能力、构筑全面风险防控体系等方面，系统性搭建高质量发展防护网，企业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进一步稳固、提升。

见微知著，全面提升风险预判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重大风险往往会经历一个孕育生成、发展演变、升级失控的演化过程。现实中的诸多事例也表明，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往往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

“十四五”时期，为了应对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多发带来的挑战，企业更加注重全面提升风险预判力，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我们必须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发现盲点。”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表示。在他看来，企业要深入摸排风险隐患，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防患于未然。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潜在的风险，注意问题表象背后隐性的、深层次的风险点，充分评估各种可能性，并做足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风险点、盲点较多的领域，正是加强战略预判和风险预警的重点方向。《国资报告》记者观察发现，中央企业将更多风险关注点转向债务、投资、金融、国际化经营及安全生产等领域，重点突出，目标明确，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比如，中国节能提出要严控债务风险，高度关注集团公司内部各企业间的财务规范管理与资源统筹，加强对系统内各级子公司融资和担保的集中管控，加强对全系统信用风险的监控预警，确保不出现信用违约。

再比如安全管理要实现什么化安全管理要实现什么化，国资报告：进一步提升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中国诚通、新兴际华等企业将防范债务债券违约风险摆在了突出位置。其中，中国诚通坚持稳健财务策略，加强债券发行监测预警，确保不发生债券违约；新兴际华则提出巩固降杠杆专项工作成果，保持集团负债率稳健可控，加强对高负债子企业的穿透式管理。要做好债务结构、期限、比重的匹配，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坚持稳健财务策略，定期排查债券兑付风险，确保不发生债券违约。

与债务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央企纷纷提出将严防投资风险。中国铁物明确要加强投资风险防范，严禁超越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行为，严格参股投资和参股企业管理，严防PPP、垫资建设等业务风险。

中国中铁提出严格执行投资预算刚性管理，严禁超越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行为，严肃各项投资决策制度，严格落实财务评价指标体系和负面清单制度，严控融资不落实垫资施工的行为，坚决遏制投资冲动。

受国际形势变化、疫情等因素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易发、多发。为此，中建集团提出要突出增强忧患意识，持续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企业海外经营的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中铁为增强国际经营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境外风险研判，高度关注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格局演化，严控赴政局不稳定或高债务国家和地区开展建设和投资。强化境外风险应急处置，切实维护境外资产和员工人身安全。

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中央企业围绕风险预判能力提升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抓住要害，围绕应对和化解风险出高招

面对多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企业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化危为机，趋利避害。中央企业以长期改革发展经验为基础，尤其是在“十三五”改革发展基础上，分析得失、提炼经验、优化方案，在堵漏洞、化风险中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板，在补短板、强弱项中继续深挖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跨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中交集团“十三五”圆满收官。回顾过去五年，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王彤宙体会深切。他表示，企业发展必须坚持高质量、低风险，这是永恒主题。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长期事业，必须守住风险底线不动摇，坚持接续奋斗不动摇，才能持续发展，最终臻于一流。

“十四五”时期，中交集团提出“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能力，积极化解存量风险，有效防范增量风险，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中国铁物险死复生的经历为央企增强风险防控意识提供了最生动的教训。图为中国铁物所属中铁物资巢湖铁道水泥有限公司全景。

从濒临破产倒闭到主业实现重组上市，“十三五”时期，是中国铁物发展历程上面临重重危机、经受严峻考验的五年，也是化危为机、勇开新局的五年。“这些年实践证明，只要不触红线、坚守底线，扎紧篱笆、守好球门，找出病灶、开对方子，就能有效防范风险，助力企业行稳致远。”中国铁物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碧新说。

透过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央企业有了更为明确的重点和方向。不忘来路走向未来，企业出高招、亮利剑，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新兴际华将聚焦主责主业作为贯彻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围绕企业《重大风险报告》，防化风险助动发展。以加强业务风险防范化解为例，新兴际华提出要精准管控，处置潜亏、浮亏，建立隔离墙，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坚持以优质增量替代亏损存量，避免因业务规模“硬着陆”可能造成的抽贷风险。

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中国铁物将强化综合监督和问题整改摆在了重要位置。为此，中国铁物提出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确保各级干部依法依规行权履职。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体系，做好对各企业、重要项目的“体检”，用好审计监督成果，对于生产经营中发现和审计查出的违规经营投资行为，依法依规开展责任追究。深入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推动审计监督与财务、组织人事、纪检、巡视巡察等监督融合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发挥“大监督”综合效能。

同样以监督为重点消除风险痛点，招商局集团提出集团审计、监察、巡视等内部监督部门，要勇于履职尽责、敢于追责问责，使集团大监督体系更加完善、更具威力，成为“有牙齿的老虎”。积极稳妥处置存量风险敞口，消除风险点、止住“出血点”。

此外，招商局集团提出要注重增加战略储备，形成可供调节的“资金水库”“人才水库”“供应链水库”“客户水库”等，稳定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稳住人才和客户，增强发展的韧性。

汇聚合力，系统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从风险识别、应对到风险处置，风险防控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对企业风险研判、风险评估、风险风控协同等各个环节的协同配合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企业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必然要按照全面风险治理的要求，全过程、链条式、动态化防控重大风险。

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推动全面风险管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2021年，国投提出加强风险管理顶层设计，搭建完整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明确集团各层级风险管理的边界和管控方式考什么证赚钱多，规范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将风险管理自上而下贯穿集团全级次，融入到“融、投、管、退”全过程，全面提高集团对风险的掌控力、可控力。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保利集团将构筑全面风险防控体系融入业务管控全流程。围绕“融得进”，企业不断加大资金募集力度，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努力降低融资成本；围绕“投得准”，提出重大投资项目尽职调查要穿透底层标的资产，确保投资风险被充分识别，风险管控措施要有效落实；围绕“管得住”，以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为主线，对经营数据加强监控，对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围绕“收得回”，建立健全与项目投后评价结果挂钩的考核机制，把考核情况纳入子企业年度综合考核工作，作为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的主要依据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

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国一重2021年提出扎实推进各类风险的监测预警、识别评估和研判处置，严把高风险领域项目投资，突出抓好重大决策等法律审核，强化境外项目风险防范，加大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力度，着力构建全面全员全过程全体系的风险防控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全面提升管理水平能力已经成为新发展理念下，企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将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深度融入企业管理体系，成为企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进化升级的显著标志。

为了汇聚合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底板，中国国新进一步将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作为企业治理体系再提升的重要内容。2021年，中国国新提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筑牢风险防范“三道防线”，结合运营业务特点，完善多维度决策支撑机制，毫不松懈严格法律合规“三项审核”，聚焦投资、财务等重大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和排查处置，不断提升公司风险防控的能力水平，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加大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力度，确保公司行稳致远。

严格防范经营风险，全面强化基础管理是关键。2021年，中国通号提出加强精益管理和执行力建设，继续深化对标一流，构建精益化管理体系，提升管理能力，实现制度流程化、流程表单化、表单信息化。落实好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持续加强督查督办工作，在全系统范围内深化应用“三重一大”决策监控系统。

值得提出的是，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数字风险管理正在凝聚更多共识。通过与世界先进企业对标，新兴际华进一步明确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精益管理方式，建立财务、制造、成本、采购、销售、物流、市场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化体系，健全资金、订单、产品等重点环节动态跟踪网络，完善实时在线的决策-执行-监督信息管理系统，提升重大风险预警、防范、研判、管控、处置水平。

将数字化技术与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相结合，中国诚通明确提出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汇聚资本运营业务大数据，建立资本运营综合信息监测系统，围绕投资决策、信息分析、风险预警、投研预判重点发力，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资本运营监管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走出具有诚通特色的数字化之路。

没有发展作为支撑的安全，必然难以长久；没有安全作为保障的发展，必然不可持续。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对央企而言绝非一项机械完成的任务，而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管理体系建设的自我优化和升级。坚持有守有为，将底线思维转化为具体行动，方可筑牢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资报告》记者 王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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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在哪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要去哪儿？

《安监总局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理论创新研究获奖论文通报》（安监总局应急〔2016〕26号文）发布的：优秀奖论文《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所安全发展课题组李长茂、陈斯迪）

本文系作者授权发布

2015年11月30日学什么技能好，造成63人遇难、156人受伤的青岛“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14名被告人被判处三年至五年不等的刑罚。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各种生产安全事故刺激我们的神经，仅仅在几天前，11月26日，“福建莆田一化工厂发生爆炸现场黑烟滚滚”再次成为新闻媒体焦点，自今年4月6日漳州古雷PX工厂爆炸事故以来，包括造成建国以来消防队员死难人数最多的天津港“8·12”事故在内，福建、天津、山东三省竟然接连发生大小化工企业“六连爆”！

一、“垂直和横向的跨界管理导致混乱是普遍问题”

媒体报道，青岛“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输油管道与排水暗渠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管道破裂，原油泄漏流入排水暗渠，现场处置人员采用液压破碎锤在暗渠盖板打孔破碎，产生撞击火花，引发暗渠内油气爆炸。间接原因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管道保护工作不力、现场应急处置措施不当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履行职责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事故风险研判失误、应急响应不力等。”在这些焦点事故原因调查结果公布之前，我们无法做任何评论，但是，我们可以对一些明确的事故原因问题，以及很多生产安全事故的共性，做出有的放矢的分析。

10月11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凤凰大学问、南方都市报等联合举办的应急论坛，多位国内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教授从不同角度，剖析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的应急管理机制问题及对策，无论是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薛澜，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等在座的专家都提到“垂直和横向的跨界管理导致混乱是普遍问题”。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天津市同天津港的协作机制，但2003年造成243人中毒死亡的、建国以来重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的事故调查表明，责任方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为中央部属企业，在施工作业前没有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应急预案，由此造成，近在咫尺地方政府得到井喷事故消息已是事发一个半小时之后，县政府从组织协调到下达全面疏散命令，距发生井喷已4小时25分。如地方政府的疏散命令能够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执行，就不会发生这种惨剧。而2014年青岛发生的“11·22”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炸特大事故，也存在央企直属企业同地方政府协调机制不畅造成延误救援时机的教训。

二、“矿难大多都是企业自身安全监督不到位，免再多省长也不能根治源头”

但不管地方政府如何努力，如新疆某先进煤企董事长此前针对山西矿难频发问题说，“矿难大多都是企业自身安全监督不到位，免再多省长也不能根治源头”。虽然这里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确实是解决问题之本。如果说“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是倒逼地方政要必须担当起安全的责任，那么习总书记强调的“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就是地方政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一个有效方法。专家智囊应该成为“万厂受教育”的“催化剂”！目前，央企“巨无霸”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行政界线不够清晰的状态不可能马上改变，即便是11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发生爆炸的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化工厂，据媒体报道“该公司2013年顺利开工被地方媒体评为莆田经济‘大事’之一”。站在央企的角度讲，地方监管人员从行业背景和技术资历上，无法同央企实际情况对接，无法赢得央企管理人员的尊重。所以，央企会利用自身的行政级别给地方政府监管制造障碍，并由此带来沟通失灵的严重问题。地方“重点企业”同样会得到地方政府要员的“重点照顾”。这里认为安全管理在哪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要去哪儿？，解决问题在“疏”不在“堵”！也就是说，专家智囊应为成为央企直属企业、地方重点企业等等这些“大企业”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有效沟通的“第三方触媒”。地方专家库专家更熟悉本地情况，而且行业背景和技术资历往往超越央企和地方重点企业的技术权威，能够赢得这些大企业的众多人员的尊重。而地方监管机构，借助专家的信息和建议，可以有效地配合协调大企业的工作。

但是，面对千差万别的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里认为，中小企业更需要来“专家智囊”的帮助，而为中小企业和“专家智囊”搭桥引线，恰恰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强项。如监管机构组织专家下沉到“企业实体”，在与企业主管、一线现场工人的“智慧碰撞”的良性互动中，结合实际，帮助各层级员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乃至提高更多员工素质，企业管理的能力就可能会持续上升。

美好愿望总不会轻易实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世界巨灾委员会副主席薛澜提到“风险治理要首先解决官僚的政绩逻辑”，而解决这个官僚逻辑同样需要疏堵结合，专家智库同样是解决这个官僚逻辑的“催化剂”。数据表明预防性安全投入的效果与事故后整改投入效果的关系是1：5，国外一般占保费收入的15%，我国为5%～10%。但地方政府借助金融机构的信贷保险等金融杠杆，给企业施加财务压力，如借鉴我们先前部分城市成功实现的“绿色信贷”的做法，把专家下一线同企业员工互动细节，作为评定企业信贷等级等。专家下沉到企业，首要目的是在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效益。如即便韦尔奇被誉为“世界第一CEO”，但韦尔奇坦诚自己对质量安全“一直不那么热心”！什么因素促使韦尔奇改变观念？是韦尔奇看到质量安全带来的“月报表上看得见的财务效益”！韦尔奇在质量变革的开端，“当年（1997年）实现了3.2亿美元的生产率收入和利润，比原设定的1.5亿美元目标翻了一番多。1998年和1999年分别节省了7.5亿美元和15亿美元。”而质量和安全往往是一体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安全是质量控制的“副产品”，如丰田汽车以质量控制体系闻名世界，但近年来却持续陷入安全故障隐患的“召回门”，主要原因是渡边任丰田总裁期间扭曲了丰田汽车的质量控制体系。那么，在监管机构的组织下，专家下一线给企业带来“真金白银”，同时降低了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和保险赔付的时候，就能起到多方互利共赢的催化作用。

三、安全监管“疏堵结合”——政府搭台安全管理在哪里，专家智库与企业良性互动

所以，“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需要专家下沉到一线现场同企业共同寻找对策，地方政府应该起到必要的纽带作用。在专家下沉到“一线”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让“万厂受（事故）教育”，更多可能是让企业体会到提高质量管理方式方法，就能像韦尔奇一样收获翻倍乃至10倍的利润，这样大部分安全管理阻力就会迎刃而解。例如，此前针对山西矿难频发问题，新疆某先进煤企董事长说“矿难大多都是企业自身安全监督不到位，免再多省长也不能根治源头”。虽然这里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确实是解决问题之本。媒体报道，11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发生爆炸的化工厂隶属于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而该公司2013年顺利开工被地方媒体评为莆田经济“大事”之一。但是，地方政府支持的“重点企业”不仅仅应停留在政策倾斜上，更应该“疏堵结合”的同这些企业形成良性互动。10月11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凤凰大学问、南方都市报等联合举办的应急论坛，多位国内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教授从不同角度，剖析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的应急管理机制问题及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提到“天津港爆炸事故中，存在天津市和天津港、天津市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博弈，这导致很多职能部门并不能较好的协调配合”。

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天津市同天津港的协作机制，但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事故、造成建国以来重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特大安全事故的调查表明，责任方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为中央部属企业，在施工作业前没有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应急预案，甚至没有建立应急联络通道。由此造成，近在咫尺地方政府得到井喷事故消息在事发一个半小时之后，县政府从组织协调到下达全面疏散命令，距发生井喷已4小时25分。据事后测算如没有及时转移这6万群众，中毒死亡人数将在6000人以上。反过来讲，如果地方政府的疏散命令能够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执行，那么这起事故是否就不会造成243人中毒死亡？而2014年青岛“11·22”中石化输油管道爆炸特大事故也存在央企直属企业同地方政府协调机制不畅造成延误救援时机的教训。央企“巨无霸”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行政界线不够清晰的状态不可能马上改变，但是行政界线不清确缺乏有效的沟通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但是，所以，央企直属企业需要具有更多实战积累、更了解“危险源”和当地条件专家智库给予帮助，而地方监管机构同这些专家智库对接也比较容易，即专家智库不仅仅能提供相应经验教训，同时能成为成为央企直属企业同地方政府有效沟通的“第三方触媒”。

在今年福建、天津、山东“化工企业四连爆”事故当中，有点央企“巨无霸”，有受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重点企业”，也有无执照的小企业，面对千差万别的企业，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香港政府的一些做法似可借鉴，如香港贸发局的某官员说“大企业有自己的资源，帮助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中小企业的帮助则往往会起到雪中送炭的功效。”套用到安全生产方面，除了央企“巨无霸”企业外，地方政府支持的“重点企业”除了政策倾斜，中小企业更需要来“专家智囊”的帮助。而为中小企业和“专家智囊”搭桥引线，恰恰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强项。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更多需要政府监管机构帮助企业引来外部智慧，而不是被“管住”。也就是说，应急论坛的专家必须下沉到“企业实体”，在与企业主管、一线现场工人的“智慧碰撞”的良性互动中，结合实际，帮助各层级员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乃至提高更多员工素质，“企业主体责任”才能真正落实。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如被誉为“台湾的德鲁克”、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石滋宜说“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厂商巧克力，引诱他们是不现实的，只有带给他们直接的冲击，产生切身之痛，才是改变他们观念的最有效办法”。“个性官员”、原山西省长冶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前，长冶市和山西其他地方一样矿难频发。但在吕日周的任期内，长冶市的矿难却得到根治。吕日周到任后，首先以身作则，亲自下到不同矿井同矿工见面，同时规定“如果某个煤矿发生了矿难，只要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到过这个煤矿，没有下过井，那么先辞职，然后再追究责任。”县委书记必须下矿井，那么乡镇党委书记就必须下矿井。也就是说，在吕日周的这种压力不断传导下，离“危险源”最近的地方党政“一把手”，同时不断磨练他们“担当”的智慧。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薛澜提到“风险治理要首先解决官僚的政绩逻辑”，这里认为，吕日周任长冶市市委书记所采用的对策就是解决官僚政绩逻辑的一种方法。

同样，“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需要专家下沉到一线现场同企业共同反思，而地方政府应该起到必要的纽带作用。如果说“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是倒逼地方政要必须担当起安全的责任，那么习总书记强调的“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就是地方政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一个有效方法，借助专家智库的力量，帮助“万厂受教育”，这也应该成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的“新常态”！